第二十九章节 大捷（八）
“无耻，无耻，这是一种不可原谅的无耻行为。”总理府内，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几乎是遏制不住自己那愤怒的情绪，咆哮着发出了自己的吼声。
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张志贤呆坐在那里一句也说不出，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尚穆根-贾古玛倒是显得很镇静，毕竟现在局势已经成这样了。首要的事情还是应该沟通，至少需要去和北京谈点什么。
“北京方面有什么态度没有？”尚穆根-贾古玛向外交部长-杨荣文准将询问到。
“还没有～”杨荣文苦笑了下，摇了摇头，现在的局势太不明朗了。
“那么别的呢？”李显龙总理沉吟了下，稍稍压下了自己的火气。
“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党主席-林瑞莲倒是显得对此事尤为积极，他们试图在斡旋中取得自己的利益。”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作出了这样的回答。
由于洞悉本身的弱点与局限，加上对国际局势走向往往能够作出明智判断，新加坡建国以来所制定的外交政策，都是使得这个小小的巴掌大的国家能够在独立后的数十年来得以冲破小国所面对的现实局限，同世界主要国家维系战略性关系，并尽可能与最多的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同时以灵活务实的身段应对国际局势的变化。但这毕竟多数功劳都是属于被誉称为‘政治巫师’的国父-李光耀的功劳。可是无论怎么样，新加坡毕竟永远都是新加坡。
李显龙清楚的记得当年台湾地区‘外务负责人’陈唐山的那句毒骂“鼻屎大的国家”，虽然这句话听起来粗鄙不堪，可却也道出了新加坡人不得不去面对的实情。
“使我国保持对其他国家有用，并且掌握住各种机遇及保持竞争力。”李显龙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父亲所说的这句话。
当初退居幕后，担任内阁资政的父亲曾经不止一次的对自己指出，对于外交政策的成功与否，能干的外交官和大使固然重要，但是外交决策及对外关系最终还是要由同其他国家领导人有直接接触、进而判断对方想法的总理和主要部长去决定，如此才能制定出符合国际局势走向，而且让新加坡能及时掌握机遇和应付挑战的最佳外交政策。
“一个平庸的总理和内阁只会降低我国在其他国家心目中的地位，也将使我们丧失一些机会，如目前因同美国、日本、中国、印度、韩国、澳洲及新西兰等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和全面经济合作协定所享有的优势，以及我国同中东海湾地区产油国的密切关系。”这是李光耀当年应邀在外交学院于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的第二届拉惹勒南讲座上发表演讲时，说明新加坡外交政策的根本，并透过对当前主要国际关系发展的分析及说明新加坡同邻国在制度上的根本差异，介绍新加坡外交的核心思维的时候，所说出的根本。
李显龙记得这些，甚至他忘记不了年过八旬的父亲在临终前的最后那番话语：“如果新加坡一开始也像得天独厚的邻国那样胡闹，早就失败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自我提醒，不要以为自己是东南亚这个第二、第三世界国家群中的第一世界成员而觉得了不起，因为本区域有本身的特色，如果我国是处在欧洲或北美洲，命运将会很不一样。”
可是现在，现在的新加坡所处于环境和尴尬，难道自己做出了嘛？难道自己真的做错了选择？不，父亲当年不是也说过，新加坡永远都必须为自己寻找一个依靠，并独立自主的发展自己的外交影响力吗？捍卫东南亚的根本利益是新加坡做为区域内具有影响力的国家，所必需去做的，但现在，这个棘手的问题又该怎么去解决？
人民行动党难道就真的去需要反思自己吗？刘程强、林瑞莲和他们的工人党想要做些什么？取而代之吗？情报部门已经掌握他们和中国人之间私下往来的众多证据，就凭他们也想推翻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地位吗？和人民行动党来比较外交经验，刘、林二人差多了。
当年父亲作为新加坡首任总理，从这个小小的国家独立之初，便是同主要阁员根据对国际政治、安全及经济环境局势变化的洞悉与判断，从零开始建立新加坡的外交机制，并为刚刚独立的新加坡奠定至今仍适用于小国外交的外交政策基础。而这一切，都是人民行动党的功劳，而不是他刘程强、林瑞莲之流所做出的成绩。
“我们必须经常自我提醒如何使新加坡与众不同，以保持竞争力和维持生存，并且和邻国好好相处。这是我们所面对的持续不断的外交政策挑战。”
“我们必须跟邻国有所不同，而且拥有一定的竞争优势。正因为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才能超越本身的地理与资源局限，在区域和国际舞台上被视为认真的一员。”
父亲的谆谆教导似乎依然在耳边，可是面对着现在这样的一副烂局面，李显龙怎么的不知道该去怎么样做。亚齐分离组织在寄来的录影带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如果新加坡人不能做到撤出苏门答腊这一点，那么被俘的士兵就肯定要被斩首。
对于亚齐分离组织，李显龙还是有点了解的，自印尼建国以来，由于诸多因素，亚齐地区的分离倾向长期存在，而且是日益增长。这其中，1976年成立的‘自由亚齐运动’是该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分离运动组织。以前在新加坡政府眼里看来，亚齐等地区的分离运动对印尼国家的统一与否，其实与新加坡并没有太多的关系，倒是这些势力对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才是最关键的。
父亲李光耀曾说过：“虽然新加坡目前已远远超越40年前的发展水平，但是国人绝不可忽略我国所处地理位置的天生弱点，认清邻国有将本国少数族群的内部问题和烦恼推到新加坡身上的倾向。”而他甚至还直接的指出：“要保持竞争力，新加坡必须维护好我们这个任人唯贤、多元种族与多元宗教和谐的国家。国人也必须加强国家认同感，尤其是当全球化力量正在逐渐摧毁国家观念的时刻。”
‘自由亚齐运动’的领导人哈桑-迪罗在公开其发表的日记《自由的代价》一书中，就有用大量的笔墨阐述了‘自由亚齐运动’的宗教性质，他认为亚齐的政权与*教是无法分割的，独立斗争是为真主和阿拉所战。而多数学者在分析‘自由亚齐运动’第一次武装暴动失败的原因时就普遍认为哈桑-迪罗最初并不想公开提出建立*教政权的主张，目的在于更多的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而正因为如此却失去了亚齐当地人的支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1980年代以后，哈桑·迪罗明确提出建立一个独立的、*教性质的亚齐政权。
而现在，当一直似乎和苏门答腊、和宗教尤其是极端主义没有太多关联的新加坡居然会是这样的被卷入进来。那个穿着一身橙色衣服的年轻人在录影带里声称自己是新加坡共和国武装力量-陆军第21师第17步兵旅的士兵，并恳请政府答应极端组织的条件和要求。
而国防部在和第17步兵旅方面联系的时候，又遇到了麻烦，辗转联系了第21师指挥部之后，得到的回答是“第17步兵旅在开进途中的确遭到袭击，死伤颇多，并没有确认袭击者是什么组织。但不排除是有良好组织和训练的精锐部队。”
除了中国人之外，在苏门答腊还有谁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去袭击一支开进中的旅级战斗部队？‘自由亚齐运动’？就那群几乎不成气候的乌合之众，有人相信吗？
看来新加坡的国际外交的确出了问题，当初独立的时候，国际社会从一开始就对新加坡这个不被众人看好能长期生存的小国不利。要不是新加坡建国初期正好遇到中国爆发*，令美国跨国企业计划在外国投资设厂时，排除了受*影响的香港和局势不稳定的台湾而来到新加坡，否则新加坡这个处于东南亚，又没有天然资源的小国，确实不容易找到出路。
而到了本世纪初，东亚国家一直站在全球化浪潮的前沿，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不同的是，这些国家长期以来都一心一意将焦点放在发展。其中，中国和印度更是两个‘将在本世纪结束前重塑世界秩序’的大型经济体，新加坡也似乎想在这其中找寻自己的依附。
正如父亲李光耀所自豪的那一点：“为维持新加坡对这些国家的作用，我国必须坚持发展本身不同于他人的优势。就如我国在六七十年代，从被中国传媒严斥为美国帝国主义的仆人，到中国已故领导人*来我国访问时，目睹新加坡的发展远超中国，而对我国完全改观，进而使‘新加坡模式’成为中国的发展借鉴。”
“我们与世界主要国家筑有战略性关系。我们有可靠的防卫力量，新加坡武装部队在变化无常的世界是个保障。每一代新加坡人都必须巩固这些资产的基础，在变化不断的世界中为新的问题制定解决方案，抓住新机遇，并避免可能发生的灾难。”
然而现在，面对着棘手的问题，李显龙不得不去深思，是父亲之前的国际政策出了问题，还是现在的国际环境整体的发生了改变。就如同从来没有难为过新加坡的‘自由亚齐运动’此时为什么会跳出来，为什么中国人要去扮演这样的肮脏的角色，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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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张志贤呆坐在那里一句也说不出，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尚穆根-贾古玛倒是显得很镇静，毕竟现在局势已经成这样了。首要的事情还是应该沟通，至少需要去和北京谈点什么。
“北京方面有什么态度没有？”尚穆根-贾古玛向外交部长-杨荣文准将询问到。
“还没有～”杨荣文苦笑了下，摇了摇头，现在的局势太不明朗了。
“那么别的呢？”李显龙总理沉吟了下，稍稍压下了自己的火气。
“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党主席-林瑞莲倒是显得对此事尤为积极，他们试图在斡旋中取得自己的利益。”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作出了这样的回答。
由于洞悉本身的弱点与局限，加上对国际局势走向往往能够作出明智判断，新加坡建国以来所制定的外交政策，都是使得这个小小的巴掌大的国家能够在独立后的数十年来得以冲破小国所面对的现实局限，同世界主要国家维系战略性关系，并尽可能与最多的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同时以灵活务实的身段应对国际局势的变化。但这毕竟多数功劳都是属于被誉称为‘政治巫师’的国父-李光耀的功劳。可是无论怎么样，新加坡毕竟永远都是新加坡。
李显龙清楚的记得当年台湾地区‘外务负责人’陈唐山的那句毒骂“鼻屎大的国家”，虽然这句话听起来粗鄙不堪，可却也道出了新加坡人不得不去面对的实情。
“使我国保持对其他国家有用，并且掌握住各种机遇及保持竞争力。”李显龙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父亲所说的这句话。
当初退居幕后，担任内阁资政的父亲曾经不止一次的对自己指出，对于外交政策的成功与否，能干的外交官和大使固然重要，但是外交决策及对外关系最终还是要由同其他国家领导人有直接接触、进而判断对方想法的总理和主要部长去决定，如此才能制定出符合国际局势走向，而且让新加坡能及时掌握机遇和应付挑战的最佳外交政策。
“一个平庸的总理和内阁只会降低我国在其他国家心目中的地位，也将使我们丧失一些机会，如目前因同美国、日本、中国、印度、韩国、澳洲及新西兰等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和全面经济合作协定所享有的优势，以及我国同中东海湾地区产油国的密切关系。”这是李光耀当年应邀在外交学院于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的第二届拉惹勒南讲座上发表演讲时，说明新加坡外交政策的根本，并透过对当前主要国际关系发展的分析及说明新加坡同邻国在制度上的根本差异，介绍新加坡外交的核心思维的时候，所说出的根本。
李显龙记得这些，甚至他忘记不了年过八旬的父亲在临终前的最后那番话语：“如果新加坡一开始也像得天独厚的邻国那样胡闹，早就失败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自我提醒，不要以为自己是东南亚这个第二、第三世界国家群中的第一世界成员而觉得了不起，因为本区域有本身的特色，如果我国是处在欧洲或北美洲，命运将会很不一样。”
可是现在，现在的新加坡所处于环境和尴尬，难道自己做出了嘛？难道自己真的做错了选择？不，父亲当年不是也说过，新加坡永远都必须为自己寻找一个依靠，并独立自主的发展自己的外交影响力吗？捍卫东南亚的根本利益是新加坡做为区域内具有影响力的国家，所必需去做的，但现在，这个棘手的问题又该怎么去解决？
人民行动党难道就真的去需要反思自己吗？刘程强、林瑞莲和他们的工人党想要做些什么？取而代之吗？情报部门已经掌握他们和中国人之间私下往来的众多证据，就凭他们也想推翻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地位吗？和人民行动党来比较外交经验，刘、林二人差多了。
当年父亲作为新加坡首任总理，从这个小小的国家独立之初，便是同主要阁员根据对国际政治、安全及经济环境局势变化的洞悉与判断，从零开始建立新加坡的外交机制，并为刚刚独立的新加坡奠定至今仍适用于小国外交的外交政策基础。而这一切，都是人民行动党的功劳，而不是他刘程强、林瑞莲之流所做出的成绩。
“我们必须经常自我提醒如何使新加坡与众不同，以保持竞争力和维持生存，并且和邻国好好相处。这是我们所面对的持续不断的外交政策挑战。”
“我们必须跟邻国有所不同，而且拥有一定的竞争优势。正因为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才能超越本身的地理与资源局限，在区域和国际舞台上被视为认真的一员。”
父亲的谆谆教导似乎依然在耳边，可是面对着现在这样的一副烂局面，李显龙怎么的不知道该去怎么样做。亚齐分离组织在寄来的录影带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如果新加坡人不能做到撤出苏门答腊这一点，那么被俘的士兵就肯定要被斩首。
对于亚齐分离组织，李显龙还是有点了解的，自印尼建国以来，由于诸多因素，亚齐地区的分离倾向长期存在，而且是日益增长。这其中，1976年成立的‘自由亚齐运动’是该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分离运动组织。以前在新加坡政府眼里看来，亚齐等地区的分离运动对印尼国家的统一与否，其实与新加坡并没有太多的关系，倒是这些势力对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才是最关键的。
父亲李光耀曾说过：“虽然新加坡目前已远远超越40年前的发展水平，但是国人绝不可忽略我国所处地理位置的天生弱点，认清邻国有将本国少数族群的内部问题和烦恼推到新加坡身上的倾向。”而他甚至还直接的指出：“要保持竞争力，新加坡必须维护好我们这个任人唯贤、多元种族与多元宗教和谐的国家。国人也必须加强国家认同感，尤其是当全球化力量正在逐渐摧毁国家观念的时刻。”
‘自由亚齐运动’的领导人哈桑-迪罗在公开其发表的日记《自由的代价》一书中，就有用大量的笔墨阐述了‘自由亚齐运动’的宗教性质，他认为亚齐的政权与*教是无法分割的，独立斗争是为真主和阿拉所战。而多数学者在分析‘自由亚齐运动’第一次武装暴动失败的原因时就普遍认为哈桑-迪罗最初并不想公开提出建立*教政权的主张，目的在于更多的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而正因为如此却失去了亚齐当地人的支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1980年代以后，哈桑·迪罗明确提出建立一个独立的、*教性质的亚齐政权。
而现在，当一直似乎和苏门答腊、和宗教尤其是极端主义没有太多关联的新加坡居然会是这样的被卷入进来。那个穿着一身橙色衣服的年轻人在录影带里声称自己是新加坡共和国武装力量-陆军第21师第17步兵旅的士兵，并恳请政府答应极端组织的条件和要求。
而国防部在和第17步兵旅方面联系的时候，又遇到了麻烦，辗转联系了第21师指挥部之后，得到的回答是“第17步兵旅在开进途中的确遭到袭击，死伤颇多，并没有确认袭击者是什么组织。但不排除是有良好组织和训练的精锐部队。”
除了中国人之外，在苏门答腊还有谁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去袭击一支开进中的旅级战斗部队？‘自由亚齐运动’？就那群几乎不成气候的乌合之众，有人相信吗？
看来新加坡的国际外交的确出了问题，当初独立的时候，国际社会从一开始就对新加坡这个不被众人看好能长期生存的小国不利。要不是新加坡建国初期正好遇到中国爆发*，令美国跨国企业计划在外国投资设厂时，排除了受*影响的香港和局势不稳定的台湾而来到新加坡，否则新加坡这个处于东南亚，又没有天然资源的小国，确实不容易找到出路。
而到了本世纪初，东亚国家一直站在全球化浪潮的前沿，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不同的是，这些国家长期以来都一心一意将焦点放在发展。其中，中国和印度更是两个‘将在本世纪结束前重塑世界秩序’的大型经济体，新加坡也似乎想在这其中找寻自己的依附。
正如父亲李光耀所自豪的那一点：“为维持新加坡对这些国家的作用，我国必须坚持发展本身不同于他人的优势。就如我国在六七十年代，从被中国传媒严斥为美国帝国主义的仆人，到中国已故领导人*来我国访问时，目睹新加坡的发展远超中国，而对我国完全改观，进而使‘新加坡模式’成为中国的发展借鉴。”
“我们与世界主要国家筑有战略性关系。我们有可靠的防卫力量，新加坡武装部队在变化无常的世界是个保障。每一代新加坡人都必须巩固这些资产的基础，在变化不断的世界中为新的问题制定解决方案，抓住新机遇，并避免可能发生的灾难。”
然而现在，面对着棘手的问题，李显龙不得不去深思，是父亲之前的国际政策出了问题，还是现在的国际环境整体的发生了改变。就如同从来没有难为过新加坡的‘自由亚齐运动’此时为什么会跳出来，为什么中国人要去扮演这样的肮脏的角色，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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