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节 回归者(七)_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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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节 回归者(七)

  狂热不是没有原因的,在印度尼西亚两亿多人口中,爪哇族占49%比例,巽他族占14%比例,印尼华族占8%比例,马都拉族占%比例,马来族占%比例,其他民族则占26%的比例,这其中,华族曾经占据着大量的财富。而马都拉人和爪哇族却是最为好斗的。

  作为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之一的爪哇族理论上算来,也是马来族。通常学界上认为爪哇人与巽他人、马都拉人、米南卡保人等民族同是公元前1000~300年之后移入的具有蒙古人血统的新马来人的后裔。而且这个现在主要居住在爪哇岛,部分散居在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岛屿的民族在语言上也是和马来族相近。爪哇人原讲爪哇语,以中爪哇方言为官方语言,而中爪哇方言又属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不过现在爪哇人多讲印度尼西亚国语,而这种语言其实就是苏门答腊东部占碑地区的一种马来语方言。

  所以算起来,爪哇人和马来人都是一种愚蠢而懒惰的土著。尽管占有印尼近两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众多丰富的热带雨林资源和海洋资源,但因为且其劣等的民族性,也就是其民形象猥琐、下贱而残暴、缺教养,故而一直都是处于社会的下层。

  曾经在印尼,主要控制着政府的是西方殖民者,而控制着财富的则是华裔。直到1901年荷兰国会通过伦理政策,这才在客观上使一部份爪哇人接触到荷兰式教育。

  虽然在这些人中,出现了很多杰出的印尼民族主义者,并且在二战后的印尼独立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实际上,印尼人并没有能够解决自己本身的问题。

  什么本身的问题,也就是民族的问题。在印度尼西亚独立之前,学者多威士-德克尔就曾经提出了“创造一个民族,比确定其社会结构的各项具体问题更为重要”这个观念,而这一点后来被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印尼建国领袖、首任总统-苏加诺发挥为民族主义的最完整的意义,即:“不是爪哇民族主义,不是苏门答腊民族主义,也不是婆罗洲或西里伯斯,巴厘或任何其它的民族主义,而是共同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这一基础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作为后来在‘九三〇’事件后被迫下台,并被软禁的‘印尼国父’曾经一度强调印尼群岛是“真主安排组成的单一的实体”。但实际上,自从他下台,随着苏哈托的执政,印尼国内的种种民族问题开始逐渐上浮出水面。

  除了‘九三〇’事件后的政变及大清洗导致数十万人被杀,1998年的黑*暴动之外,印尼国内几乎每时每刻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

  这个国家内部印几乎是是屡屡发生严重的血腥暴行,而这些事件屡屡以民间暴乱形式出现,武器这是包括:通过走私买到的自动步枪、土制枪支,以及农业社会随处可以找到的作为种植工具或屠宰工具的劈刀、从畜圈篱笆上拆下的棍棒、各种形状的石块、在刀耕火种活动中大显身手和引起印尼森林大火的火把、弹弓、皮鞭和拳头……

  而这些冲突的遇难者中不仅仅包括华人,还有安汶的基督徒和*、东帝汶人、亚齐人……弱势的、外来的和崇拜异教的,都无一例外的会遭遇了比石器时代更甚的野蛮。如果说‘九三〇’事件后的政变及大清洗只是针对印尼共,而黑*暴动只是针对华人的话,那么这些种种类类频频发生的冲突则是无所刻意针对,仅仅只是各民族、各种族之间的乱斗。

  虽然种族冲突历来有之,但是除了非洲大地之外,印尼的种族冲突却是最严重的。自从冷战结束之后,在印尼主要的两波冲击就足以点燃各种族之间的对立了。

  第一波冲击就是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运动’的持续发展,而第二波冲击则是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前者带来的是独裁政权的瓦解,而后者则是带来经济萧条。这两波冲击都直接的促使印尼国内的社会矛盾尖锐化,也使社会冲突的表达方式提升了烈度。

  其实在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尼西亚国内就曾经有不少人担心随着中央政府权威的持续弱化,印尼会不会走向解体。这样的担心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随着本身种族的冲突在‘九三〇’之后就加剧了,而在在散乱的种族结构和破碎的政治结构中,印尼尖锐的社会矛盾又频频地以种族冲突形式表现出来。如亚齐人的暴动、2001年中加里曼丹种族冲突。

  许多其他民族满丰富的自然资源带来的收益绝大部分落入由爪哇人控制的中央政府的腰包,加之印尼全国的财富都高度集中在爪哇岛,而印尼军队历年来残暴镇压的累累血债,也使非爪哇人在分离道路上,与雅加达政府越走越远。

  而造成这一切的开始,都是苏哈托独裁统治的时期。在这位独裁总统三十多年统治时期,印尼中央政府对外岛的盘剥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地方政府的85%的收入都要上缴国库,而爪哇人最终又获得了这些国库收入的绝大多数。加之苏哈托独裁政权的铁腕控制和在‘一致性原则’下的强迫同化政策,本身就已经使种族仇恨不断壮大,就像是一座濒临爆发的火山一样,种族情绪就像岩浆一般在地表之下奔突,随时都会来一次总喷发。可悲的是,印尼政府却不去疏导,而是去无所作为,甚至是助纣为虐。

  譬如在黑*暴动中,当5月13日暴乱的消息弥漫在整个雅加达的时候,苏哈托总统正在埃及出席一个会议,而所有的军方要员则都到东爪哇的玛琅市参加一个典礼。故而在5月14日,当暴乱发生在雅加达地区的时候,此时也就没有任何军队在街道上维安了。

  也正是如此,媒体和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次暴动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暴乱活动,而军方也参与其中。无论是苏哈托总统正在埃及出席一个会议,还是所有的军方要员都到东爪哇的玛琅市参加一个典礼,都只是为了制造一个时间差。之所以要制造这次暴乱,只是当时苏哈托为转移金融危机压力,缓和国内压力,而去透过军方情报部门策划煽动的。

  而更可悲的一幕则是2001年中加里曼丹种族冲突,当桑皮特血案发生的时候,在屠杀逐步升级时,当地的军队和警察却基本上袖手旁观,不闻不问。甚至桑皮特镇一名官员说,他对被派到那里的2000名军警无所作为的行动感到震惊。虽然街头杀声震天、热血飞溅,但在一个警察所,记者们这是发现几名警官在悠闲地下着国际象棋,

  而瓦希德总统则是正在中东访问,也因此,有媒体讥讽到:“此时瓦希德总统大概他觉得与平息种族流血冲突相比,在国外谋求经济援助更为重要,于是只好顾头不顾脚,继续他为期两周的访问行程。”

  而之所以2001年会发生中加里曼丹种族冲突,也只是因为土著达雅克人对印尼主要民族之一,被达雅克人视为贪婪的外来者的马都拉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为什么达雅克人对马都拉人会产生仇恨,也是因为马都拉人是在印尼政府的支持下移民到加里曼丹后就一直在剥削土著人。另一方面,达雅族多数改信基督教,而马都拉族是外来的,当初印尼政府为了解决各地区人口拥挤问题,实行迁移政策,在2001年前约40年间,共有数十万人迁移到加里曼丹地区,其中大部分是来自马都拉岛的马都拉族。马都拉族又全是*。

  所以当种族矛盾和宗教冲突掺和在一起,当这种掺和了种种矛盾而积蓄起来的情绪开始在不断的如同沼气一样在发酵,在积聚的时候,当印尼一旦中央政权失去对基础政权的控制、当社会开始失去秩序、当经济崩溃的时候,便会发生冲突。

  当印尼社会的总体性混乱,已使印尼政府疲于奔命,精疲力尽,捉襟见肘的时候,当印度政府出现了行政瘫痪现象,甚至军警不愿插手地方冲突,甚至是持庇护态度的时候,当杀人者可以公然面对电视镜头微笑,所有的一切只会让少数种族更加的憎恨。

  曾经在印度尼西亚国内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是‘旧秩序’,第二任总统苏哈托自诩为‘新秩序’,后来的瓦希德是‘没秩序’、梅加瓦蒂是‘建秩序’、苏西诺将军则是‘找秩序’。现在的印尼已经成为一个“失序国家”。

  更有媒体这样形容:“印尼到处都是枯黄可燃的干草,点燃枯草的可能是火柴、未熄的烟头,乃至太阳光的自然照射。世界上很少有哪一个人口大国和领土大国像印尼这样每天都处在混乱当中。这种大混乱、大瘫痪的局面,既有过去的既得利益者暗中推波助澜、激化矛盾、逼迫新政府下台的原因,也与印尼军方的消极态度有关。军方因在东帝汶的粗暴行为受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变得心灰意冷;过去军队拥有多重职能,从国防、治安到经商、干政,现在似乎是处在半退休状态。”

  也正是因为这些种种,正如美国中情局的一份报告所称的那样:“雅加达之战从一开始就注定下了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其背后的爪哇人将失败,因为多数的少数族裔将会选择支持中国军队来推翻这个腐败而又带有种族倾向性的失败、无能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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