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七章节 叛乱（七）
其实从开始，新德里的那些政客们就没有意识到什么是印度真正面临的危机。虽然新德里一直认为印度就是一个强国，一个主宰者，但事实上，尽管印度是南亚地区大国，但其实并不意味着印度已经在政治和军事上处于主宰地位。之所以会这样，很大程度上与印度政府的国家政策和对外政策有关。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上来说，印度与南亚邻国联系较多，矛盾和冲突也很多，它的主导地位时刻都受到来自邻国特别是巴基斯坦的严重挑战。印度在其独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完全陷入在地区内部的纷争之中，甚至在短短的24年中，印度便是与巴基斯坦之间进行过三次战争，这是影响印度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印巴之间的对峙状态从印巴分治后，便是存在，两国间的军备竞赛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是不断升级。1998年印度核试验引发南亚地区核军备竞赛以及1999年双方在克什米尔地区爆发卡吉尔冲突导致南亚局势急剧紧张，南亚其他国家怎么可能不对这样一个国家抱有警惕心态。而且印度也未能认真执行其所提出的“古杰拉尔主义”政策，与周边国家在边界、水资源、跨国移民以及民族、宗教等方面的纠纷或矛盾从来就没有缓和过，甚至邻国关系一直很是紧张。
这还只是对外，对内的问题，矛盾主要集中在宗教和历史以及民族上，印度政府从来没有能够认真的去处理好这些矛盾，包括锡克教徒、*和土邦，这些问题，其实都只是隐藏在印度看似平和的政局之下，但一直以来，却都是频频出现，也就是这样，印度才是一个“恐怖袭击”不断、“宗教冲突连连”的所谓大国。
1991年5月，印度爆发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现实的危机迫使印度人从大国梦中惊醒。为修复在周边邻国的形象，印度提出了被称为“古杰拉尔主义”的睦邻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印度单方提供帮助，不要求对等回报，从而让南亚地区处于良性互信，但事实上“古杰拉尔主义”与“英迪拉主义”无本质区别，目的都是防止外部势力介入南亚，只是前者的手段比后者更隐蔽，更容易博取邻国的信任。在印度与南亚小邻国实力悬殊的背景下，印度的单方面让步或许能使其邻国觉得接受印度的大国地位而不必倚赖外部大国的平衡同样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外部大国尤其是中国也就没有什么理由介入南亚事务了。这就是“古杰拉尔主义”暗含的玄机，也渗透着印度决策精英的中国情结。可是实际上，“古杰拉尔主义”不但没有能够很好的执行，反而使得印度本身的国内矛盾和外部矛盾同时激烈化了。甚至也正是1990年代后的印度政府在国内外事务中的愚蠢，才给与了中国以机会。
当初就有人这样评论过印度“从国际体系的角度，很难想象一个与邻国经常处于激烈冲突状态的国家可以成为一个大国。地缘政治特点以及国情国力决定着印度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不得不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地区层面上，印度与南亚邻国的关系仍然是其走向世界的重要制约因素，如何走出南亚困境是印度外交必须解决的问题。在问题解决之前，印度迈向世界大国的步伐无疑将受到很大的制约。”但是这样的一句话，根本就没有为新德里所认识到。
北京的对印度情报工作，从1990年代就开始了，集中在缅甸、孟加拉、斯里兰卡这样的印度传统关系国家中，同时对锡金、不丹、尼泊尔的渗透也在进行。
对于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的工作，一直是由一个代号“喜马拉雅山登山协会”的小组负责的，由于虽然从历史上来说，这三个国家一直和中国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是自从英国染指南亚之后，这片土地便是从此被烙上了大不列颠的纹印。印巴分治后，新德里在这里给予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喜马拉雅山登山协会”的工作一直并不算很是顺利，除了利益和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及在这些地区制造一些分化矛盾之后，“喜马拉雅山登山协会”一直没有能够很好的切入到深层。尼泊尔的反政府武装及“尼共毛派”在尼泊尔的影响力一直并没有太大，特别是普拉昌达辞去总理一职后，印度情报部门和尼泊尔国防部共同发起的尼泊尔军内人事调动行动，更是使得中国方面在这里的工作很是被动。
锡金在被印度吞并之后，便是一直存在反印度的势力，如果不是印度第33军在这一线的溃败，中国陆军山南集团从这一线南下西里古里，也许这些反印度势力始终无法成就什么大事。
在1947年印度与锡金签订《维持现状协定》后的1949年6月，印度政府派兵进驻锡金。次年12月5日，印度与锡金签订《印度和锡金和平条约》，规定锡金为印度的“保护国”。印度派驻锡金的首席行政官行使首相职权，并派政治专员对锡金的国防、外交和经济进行全面的控制。但在1968年8月，甘托克发生反印示威，要求废除印锡条约。锡金的第十二代国王帕尔登-顿杜普-纳姆伽尔，提出锡金要锡金化，要求修改1950年的印锡条约。
这样的情况下，1973年4月，印度军队开进甘托克，接管锡金政府的一切权力。同年5月8日，印度政府同锡金签订《锡金协定》，规定印度政府不仅对锡金的国防和外交“负完全责任”，而且对锡金的内政和经济“负责”。该协定削弱国王权力，使锡金的内政外交完全控制在印度手中。1974年4月，锡金举行“大选”，亲印的锡金国民大会党控制了议会32席中的31席。童年5月11日议会开幕，通过决议，“要求”印度派顾问来为锡金制订宪法。在这一年的9月4日和7日，印度议会两院先后通过“印度宪法修正案”，规定锡金为印度的“联系邦”，在两院各为锡金设一个席位。1975年，印度开始“大印度联邦进程”，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甚至说：“印度是不能被批评的，印度只能以印度的方式解决问题”。于是印度军队解散锡金国王的宫廷卫队，软禁了锡金国王。同年4月10日，锡金议会在印度军队的包围下匆匆通过决议，把锡金变为印度的一个邦。锡金的末代国王帕尔登-顿杜普-纳姆加尔，一个人在新德里的街市上，哭着跪着请求国际还他王国的公道。但除了中国表示抗议，指责印度是非法入侵外，国际社会几乎完全缄默。
1982年1月29日，帕尔登-顿杜普-纳姆加尔在美国纽约逝世，王储旺楚克-滕辛-纳姆加尔即位，成为锡金第十三代国王，不过这位王储虽然宣布印度对锡金的吞并是非法的，但却根本没有什么本钱来复国。
当那一天，旺楚克-滕辛-纳姆加尔从甘托克机场踏足故国的时候，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在甘托克为这位第十三世国王的回归作为警戒，似乎从这个角度来看，锡金的所谓复国运动其实更像是一场闹剧了。因为没有中国军队的支持，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锡金的独立。当然了，埋藏在锡金人心底的那种荣誉感和耻辱感也早就已经没有了。
1642年，菩提亚族的蓬楚格-纳穆加尔，建立了纳穆加尔王朝，自称法王，锡金成为世袭君主国。蓬楚格-纳穆加尔是来自西藏康巴地区的普提亚贵族，在宁玛派（红教）传教士的支持下降服了锡金土著雷布查族势力，从此之后，这片土地，便是从法理上来说，属于中国。锡金完全被印度吞并后，除了纳穆加尔王朝第十三世国王仍流亡纽约寻求他的王国重获独立以外，大部分锡金人，或者说大部分居住在锡金的那些人，早已认同印度对锡金的主权。而对于北京来说，这些锡金人怎么去认为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旺楚克-滕辛-纳姆加尔和他的王室怎么样，也并不重要，中国需要的也并不是将锡金从印度的“暴政”下解救出来，而是需要一个例子。
一个给与所有在英国人染指南亚后，在印度独立后，所有被压制了的土邦和南亚小国以希望的例子。锡金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中国人用这种方式告诉那些亡灭了国家和自己权力的君主们，只有搭上北京这条船，才有希望。而这种希望也恰恰是那些印度土邦王公们所最想看到的，也是他们唯一能够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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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巴之间的对峙状态从印巴分治后，便是存在，两国间的军备竞赛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是不断升级。1998年印度核试验引发南亚地区核军备竞赛以及1999年双方在克什米尔地区爆发卡吉尔冲突导致南亚局势急剧紧张，南亚其他国家怎么可能不对这样一个国家抱有警惕心态。而且印度也未能认真执行其所提出的“古杰拉尔主义”政策，与周边国家在边界、水资源、跨国移民以及民族、宗教等方面的纠纷或矛盾从来就没有缓和过，甚至邻国关系一直很是紧张。
这还只是对外，对内的问题，矛盾主要集中在宗教和历史以及民族上，印度政府从来没有能够认真的去处理好这些矛盾，包括锡克教徒、*和土邦，这些问题，其实都只是隐藏在印度看似平和的政局之下，但一直以来，却都是频频出现，也就是这样，印度才是一个“恐怖袭击”不断、“宗教冲突连连”的所谓大国。
1991年5月，印度爆发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现实的危机迫使印度人从大国梦中惊醒。为修复在周边邻国的形象，印度提出了被称为“古杰拉尔主义”的睦邻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印度单方提供帮助，不要求对等回报，从而让南亚地区处于良性互信，但事实上“古杰拉尔主义”与“英迪拉主义”无本质区别，目的都是防止外部势力介入南亚，只是前者的手段比后者更隐蔽，更容易博取邻国的信任。在印度与南亚小邻国实力悬殊的背景下，印度的单方面让步或许能使其邻国觉得接受印度的大国地位而不必倚赖外部大国的平衡同样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外部大国尤其是中国也就没有什么理由介入南亚事务了。这就是“古杰拉尔主义”暗含的玄机，也渗透着印度决策精英的中国情结。可是实际上，“古杰拉尔主义”不但没有能够很好的执行，反而使得印度本身的国内矛盾和外部矛盾同时激烈化了。甚至也正是1990年代后的印度政府在国内外事务中的愚蠢，才给与了中国以机会。
当初就有人这样评论过印度“从国际体系的角度，很难想象一个与邻国经常处于激烈冲突状态的国家可以成为一个大国。地缘政治特点以及国情国力决定着印度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不得不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地区层面上，印度与南亚邻国的关系仍然是其走向世界的重要制约因素，如何走出南亚困境是印度外交必须解决的问题。在问题解决之前，印度迈向世界大国的步伐无疑将受到很大的制约。”但是这样的一句话，根本就没有为新德里所认识到。
北京的对印度情报工作，从1990年代就开始了，集中在缅甸、孟加拉、斯里兰卡这样的印度传统关系国家中，同时对锡金、不丹、尼泊尔的渗透也在进行。
对于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的工作，一直是由一个代号“喜马拉雅山登山协会”的小组负责的，由于虽然从历史上来说，这三个国家一直和中国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是自从英国染指南亚之后，这片土地便是从此被烙上了大不列颠的纹印。印巴分治后，新德里在这里给予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喜马拉雅山登山协会”的工作一直并不算很是顺利，除了利益和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及在这些地区制造一些分化矛盾之后，“喜马拉雅山登山协会”一直没有能够很好的切入到深层。尼泊尔的反政府武装及“尼共毛派”在尼泊尔的影响力一直并没有太大，特别是普拉昌达辞去总理一职后，印度情报部门和尼泊尔国防部共同发起的尼泊尔军内人事调动行动，更是使得中国方面在这里的工作很是被动。
锡金在被印度吞并之后，便是一直存在反印度的势力，如果不是印度第33军在这一线的溃败，中国陆军山南集团从这一线南下西里古里，也许这些反印度势力始终无法成就什么大事。
在1947年印度与锡金签订《维持现状协定》后的1949年6月，印度政府派兵进驻锡金。次年12月5日，印度与锡金签订《印度和锡金和平条约》，规定锡金为印度的“保护国”。印度派驻锡金的首席行政官行使首相职权，并派政治专员对锡金的国防、外交和经济进行全面的控制。但在1968年8月，甘托克发生反印示威，要求废除印锡条约。锡金的第十二代国王帕尔登-顿杜普-纳姆伽尔，提出锡金要锡金化，要求修改1950年的印锡条约。
这样的情况下，1973年4月，印度军队开进甘托克，接管锡金政府的一切权力。同年5月8日，印度政府同锡金签订《锡金协定》，规定印度政府不仅对锡金的国防和外交“负完全责任”，而且对锡金的内政和经济“负责”。该协定削弱国王权力，使锡金的内政外交完全控制在印度手中。1974年4月，锡金举行“大选”，亲印的锡金国民大会党控制了议会32席中的31席。童年5月11日议会开幕，通过决议，“要求”印度派顾问来为锡金制订宪法。在这一年的9月4日和7日，印度议会两院先后通过“印度宪法修正案”，规定锡金为印度的“联系邦”，在两院各为锡金设一个席位。1975年，印度开始“大印度联邦进程”，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甚至说：“印度是不能被批评的，印度只能以印度的方式解决问题”。于是印度军队解散锡金国王的宫廷卫队，软禁了锡金国王。同年4月10日，锡金议会在印度军队的包围下匆匆通过决议，把锡金变为印度的一个邦。锡金的末代国王帕尔登-顿杜普-纳姆加尔，一个人在新德里的街市上，哭着跪着请求国际还他王国的公道。但除了中国表示抗议，指责印度是非法入侵外，国际社会几乎完全缄默。
1982年1月29日，帕尔登-顿杜普-纳姆加尔在美国纽约逝世，王储旺楚克-滕辛-纳姆加尔即位，成为锡金第十三代国王，不过这位王储虽然宣布印度对锡金的吞并是非法的，但却根本没有什么本钱来复国。
当那一天，旺楚克-滕辛-纳姆加尔从甘托克机场踏足故国的时候，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在甘托克为这位第十三世国王的回归作为警戒，似乎从这个角度来看，锡金的所谓复国运动其实更像是一场闹剧了。因为没有中国军队的支持，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锡金的独立。当然了，埋藏在锡金人心底的那种荣誉感和耻辱感也早就已经没有了。
1642年，菩提亚族的蓬楚格-纳穆加尔，建立了纳穆加尔王朝，自称法王，锡金成为世袭君主国。蓬楚格-纳穆加尔是来自西藏康巴地区的普提亚贵族，在宁玛派（红教）传教士的支持下降服了锡金土著雷布查族势力，从此之后，这片土地，便是从法理上来说，属于中国。锡金完全被印度吞并后，除了纳穆加尔王朝第十三世国王仍流亡纽约寻求他的王国重获独立以外，大部分锡金人，或者说大部分居住在锡金的那些人，早已认同印度对锡金的主权。而对于北京来说，这些锡金人怎么去认为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旺楚克-滕辛-纳姆加尔和他的王室怎么样，也并不重要，中国需要的也并不是将锡金从印度的“暴政”下解救出来，而是需要一个例子。
一个给与所有在英国人染指南亚后，在印度独立后，所有被压制了的土邦和南亚小国以希望的例子。锡金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中国人用这种方式告诉那些亡灭了国家和自己权力的君主们，只有搭上北京这条船，才有希望。而这种希望也恰恰是那些印度土邦王公们所最想看到的，也是他们唯一能够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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