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四章节 旁遮普（四
在印度，民族主义者是很有市场的，而莫汉少校这样的人，更是所谓的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所信奉的是印度人民党的那一套。也就是纯正的印度教徒们所愿意看到的那一幕。
印度人民党的崛起时间并不长，但是在在1998年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情况，却是表明了该党在印度教徒中的支持基础正在不断扩大。人民党不仅继续获得了高等种姓半数以上的选票，而且成了获得较低种姓选票最多的政党，尽管人民党在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中的得票率很低。不过由于人民党党原来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城市中有文化的印度教徒，但现在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的印度教徒中，该党都是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在有文化的印度教徒选民中，其支持者最多。这也就是印度民族主义者崛起的土壤所培育出的一颗怪异的果实。确切的说，这是印度本土所谓的“大印度情结”的结果。印度人民党在民众中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并不是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1980年代以来，印度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印度教复兴思潮，一种新的印度教认同正在确立。就如同塞缪尔-亨廷顿所认为的那样，即这种现象“显然是对现代化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和异化状态的反应”。所以印度教复兴主义的积极分子“常常是成功的商人和官员”，印度新闻界称他们为“身穿藏红色衣服的雅皮士”。而1990年代初，印度人民党的支持者越来越多地来自“印度稳健的中产阶级印度教徒，譬如商人和会计师、律师和工程师”，以及来自“高级文官、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更重要的是，在军队之中，越来愈多的种族主义者开始出现，印度国内的那种激进的种族和民族矛盾出现的时候，印度人民党却是利用这种思潮提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在政治方面，该党批评国大党压制民主和政治腐败，提出了“政治应以价值为基础”的主张，并且说什么“价值在这里具有很强的宗教色彩，意味着只有印度教的价值才是医治印度政治弊病的灵丹妙药”，这一点很显然受到了那些自以为是的印度民主主义者的吹捧。
而在经济方面，印度人民党批评国大党的面向西方的发展战略威胁了印度文化的生存，主张用圣雄甘地的社会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取代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至于在文化价值观念方面，人民党党主张靠印度教文化的复兴实现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振兴。在印度人民党的政治家看来，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只有具备自身的特征，才能被国际社会所承认，才能在世界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缺乏凝聚力的国家，在外部的冲击下难免不出现解体的危险，因此复兴印度教可以增强民众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这些主张显然迎合了印度的社会思潮，为人民党在政治上崛起奠定了基础。
只是谁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文化、政治、经济上的所谓“大印度情结”却是引来了别的教徒的反感。尤其是曾经一心想要独立建国的锡克教徒们。可是印度教徒们并不在意，他们从不在意别人怎么去想。譬如莫汉少校。
面对那些锡克教徒士兵的发难，莫汉少校根本就是满不在乎，他手下的那些印度教徒士兵们直接就把手中的枪对准了那些愤愤不平的锡克教徒们。早就习惯了“大印度”情结的那些印度教徒士兵们又怎么会在意大胡须、包头的锡克人呢。
“你们想干什么？”看着怒目圆瞪的锡克教士兵们，莫汉少校拔出了手枪，身后的那些印度教士兵们更是把枪栓拉得哗啦啦的作响。几辆T-72M主战坦克的炮塔舱门也打开了，操控重机枪的坦克手们将毫米机枪对准了那些锡克人。一场冲突几乎是一触即发。但是莫汉少校很是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些肮脏的锡克教士兵就应该服从，这是在印度，印度教的印度，而且自己又是指挥官。
“这不是打仗，这是在让我们送死。”锡克教士兵们往前拥挤着，他们并不畏惧死亡。面对莫汉少校如此这样狰狞的表情，他们并不感到害怕，也许他们是认为那些印度教徒们并没有胆子开枪。
然而他们很显然估计错了。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低估了印度教徒们的疯狂以及印度国内宗教冲突的血腥。本身印度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国家。人口在千万以上的民族有十个以上，独立后宪法上承认的语言便有十五种，国内宗教有印度教、*教、基督教、锡克教、佛教等，居民中有80%以上的人都信奉宗教。虽然在印度独立前，印度教和*教的矛盾尤为激烈，但是后来，随着印巴分治，*和印度教之间的冲突多少缓和了多少。
然而这些锡克教士兵们忘记了的是，当初印巴分治前和分治后的血腥是什么样的。在印度独立前，*要求在*人口占80%的西北印度建立巴基斯坦国，但是，这个主张遭到圣雄甘地和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的反对，他们坚持“一党制的民族主义政策”。于是在1946年8月16日，*联盟主席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宣布：这一天是*建立巴基斯坦国的“直接行动日”。
*教徒们发出了这样的誓言：“要么我们挑起分治，要么我们使其毁坏殆尽。”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宗教仇杀在*教徒和印度教徒中展开。在加尔各答，三天之中便有五千人丧生，两万人受伤，十万人逃离家园。动乱和暴力迅速在印度各地蔓延，达卡、东孟加拉、比哈尔、孟买各地，大规模的民族仇杀使双方拿起武器，毁灭国家、民族的战争一触即发。
英国驻印度总督蒙巴顿在给英国首相艾德礼的报告中这样写到“如果我不迅速采取行动，一场内战将在我任职期间爆发。”于是这位二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勋爵提出了印巴分治。即：印度分为印度教徒的印度斯坦和*教徒的巴基斯坦，两国都获得自治地位；在印巴分治前，解决旁遮普和孟加拉的划界问题；印度立宪会议也一分为二，归属各自国家；授予土邦自由选择加入两个自治领中任何一个的权利，如果不愿加入，可以保持与英国的原有关系，但得不到建立自治领的权利。这样一个方案后来引发了印巴之间数次战争，而且导致了土邦问题，但是在当时，却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不过当蒙巴顿决定1947年8月14日午夜时分印度独立，8月15日午夜巴基斯坦独立时，大规模的血腥冲突还是发生了。
英国人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的做法，引起了印度教极端分子的强烈不满。这些印度交通在印度驱逐和屠杀*教徒，而在达卡等地，*教徒也以同样的手段对待印度教徒，于是由于印巴分治，从1947年8月至1948年5月，因教派仇杀而死亡的人数将近60万，约有1400万难民离乡背井，进行大迁徙。
死亡、冲突、暴力，使得圣雄甘地震惊了，为了平息、停止两个民族和宗教的大屠杀，78岁的甘地宣布如果印度教徒不停止暴行，不退出清真寺，他将绝食而死。但是甘地又说：“*和印度教徒的罪恶同样是巨大的，因为那些*教徒甚至在印度教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殿堂中诵读*教的《古兰经》。”
不过不管怎么样，甘地还是利用他在印度的巨大威望，终于使新德里恢复了平静，而印度教徒也退出清真寺。但是，圣雄的这些行为惹恼了印度教极端主义分子，他们咒骂甘地印度教的“叛徒”，并且咬牙切齿地发誓要除掉他。于是1948年1月30日下午，一个印度教极端主义组织“民族服务团”成员纳图拉姆·戈森用枪顶住骨瘦如柴的甘地的*的胸膛，连开三枪。甘地被害，举世震惊，印度政府把矛头对准极端主义分子及其组织，尼赫鲁总理在印度人的强烈要求下取缔了“民族服务团”等极端组织。就这样，印度教和*教徒之间的仇杀才终于得到平息。不过就算是这样，尼赫鲁还是感到痛心疾首，他曾经这样说“教派主义是因甘地的牺牲而威胁印度生存的最大危险之一。”然而他的话语并没有人听，甚至就连他的女儿-英拉迪-甘地也没有听进去。至于那些印度教徒们，就更是没有听进去了。
锡克教士兵们也忘了这样的话语，否则此刻他们不会将自己暴露在死亡面前，他们低估了连圣雄都敢杀的印度教徒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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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民党的崛起时间并不长，但是在在1998年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情况，却是表明了该党在印度教徒中的支持基础正在不断扩大。人民党不仅继续获得了高等种姓半数以上的选票，而且成了获得较低种姓选票最多的政党，尽管人民党在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中的得票率很低。不过由于人民党党原来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城市中有文化的印度教徒，但现在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的印度教徒中，该党都是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在有文化的印度教徒选民中，其支持者最多。这也就是印度民族主义者崛起的土壤所培育出的一颗怪异的果实。确切的说，这是印度本土所谓的“大印度情结”的结果。印度人民党在民众中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并不是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1980年代以来，印度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印度教复兴思潮，一种新的印度教认同正在确立。就如同塞缪尔-亨廷顿所认为的那样，即这种现象“显然是对现代化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和异化状态的反应”。所以印度教复兴主义的积极分子“常常是成功的商人和官员”，印度新闻界称他们为“身穿藏红色衣服的雅皮士”。而1990年代初，印度人民党的支持者越来越多地来自“印度稳健的中产阶级印度教徒，譬如商人和会计师、律师和工程师”，以及来自“高级文官、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更重要的是，在军队之中，越来愈多的种族主义者开始出现，印度国内的那种激进的种族和民族矛盾出现的时候，印度人民党却是利用这种思潮提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在政治方面，该党批评国大党压制民主和政治腐败，提出了“政治应以价值为基础”的主张，并且说什么“价值在这里具有很强的宗教色彩，意味着只有印度教的价值才是医治印度政治弊病的灵丹妙药”，这一点很显然受到了那些自以为是的印度民主主义者的吹捧。
而在经济方面，印度人民党批评国大党的面向西方的发展战略威胁了印度文化的生存，主张用圣雄甘地的社会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取代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至于在文化价值观念方面，人民党党主张靠印度教文化的复兴实现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振兴。在印度人民党的政治家看来，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只有具备自身的特征，才能被国际社会所承认，才能在世界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缺乏凝聚力的国家，在外部的冲击下难免不出现解体的危险，因此复兴印度教可以增强民众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这些主张显然迎合了印度的社会思潮，为人民党在政治上崛起奠定了基础。
只是谁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文化、政治、经济上的所谓“大印度情结”却是引来了别的教徒的反感。尤其是曾经一心想要独立建国的锡克教徒们。可是印度教徒们并不在意，他们从不在意别人怎么去想。譬如莫汉少校。
面对那些锡克教徒士兵的发难，莫汉少校根本就是满不在乎，他手下的那些印度教徒士兵们直接就把手中的枪对准了那些愤愤不平的锡克教徒们。早就习惯了“大印度”情结的那些印度教徒士兵们又怎么会在意大胡须、包头的锡克人呢。
“你们想干什么？”看着怒目圆瞪的锡克教士兵们，莫汉少校拔出了手枪，身后的那些印度教士兵们更是把枪栓拉得哗啦啦的作响。几辆T-72M主战坦克的炮塔舱门也打开了，操控重机枪的坦克手们将毫米机枪对准了那些锡克人。一场冲突几乎是一触即发。但是莫汉少校很是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些肮脏的锡克教士兵就应该服从，这是在印度，印度教的印度，而且自己又是指挥官。
“这不是打仗，这是在让我们送死。”锡克教士兵们往前拥挤着，他们并不畏惧死亡。面对莫汉少校如此这样狰狞的表情，他们并不感到害怕，也许他们是认为那些印度教徒们并没有胆子开枪。
然而他们很显然估计错了。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低估了印度教徒们的疯狂以及印度国内宗教冲突的血腥。本身印度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国家。人口在千万以上的民族有十个以上，独立后宪法上承认的语言便有十五种，国内宗教有印度教、*教、基督教、锡克教、佛教等，居民中有80%以上的人都信奉宗教。虽然在印度独立前，印度教和*教的矛盾尤为激烈，但是后来，随着印巴分治，*和印度教之间的冲突多少缓和了多少。
然而这些锡克教士兵们忘记了的是，当初印巴分治前和分治后的血腥是什么样的。在印度独立前，*要求在*人口占80%的西北印度建立巴基斯坦国，但是，这个主张遭到圣雄甘地和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的反对，他们坚持“一党制的民族主义政策”。于是在1946年8月16日，*联盟主席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宣布：这一天是*建立巴基斯坦国的“直接行动日”。
*教徒们发出了这样的誓言：“要么我们挑起分治，要么我们使其毁坏殆尽。”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宗教仇杀在*教徒和印度教徒中展开。在加尔各答，三天之中便有五千人丧生，两万人受伤，十万人逃离家园。动乱和暴力迅速在印度各地蔓延，达卡、东孟加拉、比哈尔、孟买各地，大规模的民族仇杀使双方拿起武器，毁灭国家、民族的战争一触即发。
英国驻印度总督蒙巴顿在给英国首相艾德礼的报告中这样写到“如果我不迅速采取行动，一场内战将在我任职期间爆发。”于是这位二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勋爵提出了印巴分治。即：印度分为印度教徒的印度斯坦和*教徒的巴基斯坦，两国都获得自治地位；在印巴分治前，解决旁遮普和孟加拉的划界问题；印度立宪会议也一分为二，归属各自国家；授予土邦自由选择加入两个自治领中任何一个的权利，如果不愿加入，可以保持与英国的原有关系，但得不到建立自治领的权利。这样一个方案后来引发了印巴之间数次战争，而且导致了土邦问题，但是在当时，却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不过当蒙巴顿决定1947年8月14日午夜时分印度独立，8月15日午夜巴基斯坦独立时，大规模的血腥冲突还是发生了。
英国人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的做法，引起了印度教极端分子的强烈不满。这些印度交通在印度驱逐和屠杀*教徒，而在达卡等地，*教徒也以同样的手段对待印度教徒，于是由于印巴分治，从1947年8月至1948年5月，因教派仇杀而死亡的人数将近60万，约有1400万难民离乡背井，进行大迁徙。
死亡、冲突、暴力，使得圣雄甘地震惊了，为了平息、停止两个民族和宗教的大屠杀，78岁的甘地宣布如果印度教徒不停止暴行，不退出清真寺，他将绝食而死。但是甘地又说：“*和印度教徒的罪恶同样是巨大的，因为那些*教徒甚至在印度教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殿堂中诵读*教的《古兰经》。”
不过不管怎么样，甘地还是利用他在印度的巨大威望，终于使新德里恢复了平静，而印度教徒也退出清真寺。但是，圣雄的这些行为惹恼了印度教极端主义分子，他们咒骂甘地印度教的“叛徒”，并且咬牙切齿地发誓要除掉他。于是1948年1月30日下午，一个印度教极端主义组织“民族服务团”成员纳图拉姆·戈森用枪顶住骨瘦如柴的甘地的*的胸膛，连开三枪。甘地被害，举世震惊，印度政府把矛头对准极端主义分子及其组织，尼赫鲁总理在印度人的强烈要求下取缔了“民族服务团”等极端组织。就这样，印度教和*教徒之间的仇杀才终于得到平息。不过就算是这样，尼赫鲁还是感到痛心疾首，他曾经这样说“教派主义是因甘地的牺牲而威胁印度生存的最大危险之一。”然而他的话语并没有人听，甚至就连他的女儿-英拉迪-甘地也没有听进去。至于那些印度教徒们，就更是没有听进去了。
锡克教士兵们也忘了这样的话语，否则此刻他们不会将自己暴露在死亡面前，他们低估了连圣雄都敢杀的印度教徒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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